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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呦呦鹿鸣，作者呦呦鹿鸣的鹿鸣君
呦呦鹿鸣
日拱一卒，只为苍生说人话；硬核作者，“每天一千字”发起人。打理人黄志杰，曾任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笔、《网络传播》执行主编、无界新闻执行主编。
有时候，人们往往误解了理想和热爱，觉得它们应该是摧枯拉朽，山崩海啸。可这不是生活里能够持续的东西。
今天，是中国第20个记者节。我们想推荐一封来信和一位老记者的回信。
回信很长，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在平凡人面对真实困惑痛苦时，它应该能回答一些现实生活里的迷思，甚至给你一些力量。
昨夜，后台收到一位年轻人的来信：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
我来自一个勉强过小康线的家庭，衣食基本无忧，但是其他的就不太能够供给，现在家里的房贷还没有还完。我高考分数线到了北大的历史学系，那是我最喜欢的学校和最喜欢的专业，但是我的父母非常反对，我也十分左右为难。即使是机会相当多的大城市，想要靠这个文凭出去找工作，可能连自己都养不活，更不要说我还要照顾我的父母。所以我选了**大学的金融系。
很久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已经近乎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甚至有一瞬间对去了北大追求哲学梦的同学嗤之以鼻。
即使在我高三最忙的时候，我也凑着时间看完了剑桥中国史，而现在我已经有很久没有看过一本历史的书了，每天只是为了绩点、奖学金和保研而去学我根本不喜欢的专业，去为一个体面的生活奋斗。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转专业，但是每次想到父母、想到将来我就退缩了。
最让我害怕的还是，我真的开始感到心安理得了。我觉得自己的内心是撕裂的，一部分不甘心败给现实，另一部分早就成为了现实的“顺民”并由衷地感到轻松。
我曾那么用力的追求过理想，它甚至可以说是我从小学到高中走下来最大的动力。可我那么轻易，甚至连象牙塔都没走出就放弃了它，从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思想不屑于与他人为伍，行为上却害怕与众不同的人，甚至思想上也开始害怕与众不同了。
虽然没有任何人会怪罪于我，但我自己怎么去原谅自己呢？我是不是应该走出追寻理想的一步呢？
您好！
感谢信任，这个问题很大，刚刚求助了朋友圈，一位同龄校友反而留言说：“中年人扩大提问：如果品行、事业、爱情、志趣等理想纷纷败给了现实，怎么办呢？”
她是我们这一届的才女。如今竟也深陷其中。所以，您这个问题，个案又普遍、宏大且深微，我没有答案。但我可以把自己这些年并不成功的亲身经历分享给您，这是经过一道道门从一个圈层到另一个圈层的故事，也许对您有一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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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您一样，我也来自一个勉强过小康线的家庭。
我家在闽西山区一个小镇上，那里是客家区，在我年少时，还很闭塞。闭塞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大多住在明清时期建的土楼、老街，拜着各种地仙，祭着各路淫祠；老人们穿着对襟装，女孩子不能上桌，喂鸡赶鸭，男孩们练着土“拳法”放牛砍柴；吃瓜群众在凉亭、风雨桥、墟场、大樟树、打谷场偶遇，交头接耳、家长里短。
村村都有专职捕蛇人，在田间地头和蛇虫反复折腾。姑娘们唱着山歌，比如“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藤生树死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挑头的一喊，谁谁谁抢我们水了，谁谁谁破坏我们风水了，吃瓜群众立即放下瓜，操起家伙，轰轰地去，打将起来，然后轰轰地回，收拾残局，期间的细节种种，可以嚼上许久。
如果我把镇上出现的公园、电影院忽略掉，就是宋代南方大开发之后，近一千年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
很简单，岁月静好，三瓜两枣。
九十年代初，我爸是个农民，个体户，也做点跨省货运小生意。有一次，他要从福建运一种精制煤到江西去，这种煤和江西的煤混着烧，效果更好，所以销路不错。我大概十二三岁，贪图一路有可乐和菊花茶喝，跟车前往。
于是，我从一个闭塞的地方，第一次走向了大千世界。夏天，空气闷，湿热。一路无话。我看着四处的风景，哎呀，别人河里的石头为什么这么漂亮，别人的房子为什么这么好看，等着冰镇可乐和菊花茶，等着西瓜和牛肉汤。
来自大千世界的教育，总是猝不及防。边界遍布各种检查站，来自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木材检查站、防疫检查站、交通检查站、烟叶检查站，或者就是没有名字的检查站，有的地方，一个村就有一个站，放根栏杆就是了。刚开始，送上礼，赔个笑，就过去了。后来，要送的越来越多，有一个检查站，站长勒令我们把所有的煤卸下来，堆在旁边，等候检查。
这个废弃建筑应该就是过去盛极一时的检查站。摄影师杨飞作品
人力不够，时间紧迫，我这个小孩也得一起帮忙卸货，天气热，大人小孩的汗，流水一样淌着，弄得灰头黑脸。红袖章就站在旁边，板着脸，脸上是某种奇怪的笑容。
我不明白啊：为什么要卸下来？卸下来再装上去得多费劲啊。幸运的是，当时我爸恰好有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后（那时电话也不多），话事人出面，我们送了礼，又放行了。我们把煤装上去。下一站，又来一遍。卸下来，装上去。铁锹把把我的手磨出了血泡。
这一趟下来，除去送礼花销，基本没赚钱，还欠下了一堆人情。我从小是班长，高年级时还是大队长，一向是学校里带小红花的文明小标兵，但是，一路上想着爸爸不得不点头哈腰的样子，气得要骂人，他也曾经是一个骄傲的人啊。此时方知，什么叫少年气盛。要到二十年多年，我才知道，这种现象被中央总结为“公路三乱”：“乱设卡、乱收费、乱执法”。如今经过整治，已经成了过去时，但却成为我永久的记忆。
从江西回来的路上，我百感交集，到家后，在日记本上，用单独的一页纸，很用力地写了一句话：“改变我所不愿的世界”。
这个“不愿”，就是不愿货被莫名其妙卸下来莫名其妙装上去，就是不愿有人打招呼就过关，就是不愿送礼就安全。在和我爸讨论后，决定学习法律，将来成为一名法官，定分止争、主持公道，当个“青天”，当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找我求助时，我可以帮助他，把恶徒关到牢里去。
这就是我的少年理想，源自一个外部世界对一个闭塞世界的刺激教育。
然后是埋头读书，高考时，我报考的，全是政法院校，不图什么，图个绳之于法。恰好，那时，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字之改让我兴奋不已：按照文明进程经验，中国将从工程师治国的时代走向法学家治国的时代。
原来，我这个山区少年的理想，也是国家的理想。多好啊！
我乘了二十来个小时绿皮车，穿着一双拖鞋，到某个在湖边的政法大学报到。当时的我，把大学生活当做我实现理想前最后的休整。大学四年，在学校我就泡在图书馆，偶尔找老师探讨一点人生，在假期就漫游全国各地，每个假期都在徒步中度过，比如去甘肃徒步寻找古长城，更多的是在各省山野农村漫无目的地瞎跑：
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大学生活之后，毕业要找工作时，我忽然傻了。因为，在了解各国法治社会历程之后，我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个词：艰难、长期。
伟大的马克思他老人家虽然说“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然而这个目标可以，现实一时还难以实现。
这些道理其实之前就明白，但是，只有当站在选择饭碗的关口，才会感觉到它有多么刺激。比起当年检查站所给与的教育，这一次的压力更加赤裸裸，让我夜不能寐。不再相信曾经相信曾经支撑自己的那一切，如同一刀刀亲手把自己肢解，还得笑出声来。大概就像您现在所处的阶段吧。您说“我曾那么用力的追求过理想，它甚至可以说是我从小学到高中走下来最大的动力。可我那么轻易，甚至连象牙塔都没走出就放弃了它。”我也是。我当时焦虑到什么程度呢？莫名其妙得了十二指肠溃疡，然后住院了。吓了朋友们一大跳。这是我人生迄今唯一一次生病住院。我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就这样，临门一脚之际，我决定转行。
去做什么呢？理想无法实现，就退而求其次吧。我注意到，历史上，法治社会的转型，与媒体的发展息息相关，冲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媒体人，而不是法官。媒体人要从记者做起，而记者并非主流职业发展轨道，但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应该都要承担为后来人铺路的责任。既然注定是一块铺路石，什么石头不是好的呢？
我和身边的好朋友说：咱们要分道扬镳了。
这个选择耗费了我不少个夜晚。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偏偏就是这么恰好，《广州日报》招聘团来宣讲。我去武汉大学听了宣讲会后，不禁心潮澎湃，因为他们领导承诺多少年内可以买房。完全出乎我意料，记者不是很穷的吗？竟然这么有钱？
然后就参加了《广州日报》考试。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招聘，结果，看到卷子立即傻眼了，很多题目根本读不懂，比如“请根据这段话写出肩题。”让一个天天读王泽鉴史尚宽的人，去答范长江普利策的卷子……好吧，尴尬。所以，我一出考场，就去买一份报纸，想弄明白：到底什么叫做“肩题”。
考试失败了。
着急啊，幸运的是，偏偏就是这么恰好，我在招聘会上偶遇了江苏《淮安日报》社长。社长很儒雅，从某县县委书记转岗过来，对媒体管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很巧，那一天我们很投缘，谈了有一个小时，大概是因为我们都不是新闻科班出身吧。然后，他说：“小黄，你来吧，淮安欢迎你！”
后来，报社派了一辆依维柯，车开到了宿舍楼下，我提了一个大麻袋书，爬了上去，和几位武汉的同年毕业生，直奔江苏。我的行李中，很少衣物，大都扔了，但是，专门保留了那双入学时穿到武汉的拖鞋。在离开1号宿舍楼的时候，我控制不住泪水在眼中打转：我曾经的理想，我的法官梦，就在这里离我而去了。
就这样，好不容易进了法律的门，又从这门里，乘着依维柯出来了。这是我完成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大概就是命运吧。
进入江苏地界，同车带队的总编辑赵总，人很好，请我们吃了一顿盱眙十三香小龙虾，以尽地主之谊。这是我第一次吃小龙虾，一上桌，每个人面前放两个小碗，都是白酒，今世缘牌。江苏白酒讲究三沟一河，都来自原来苏北淮阴，今世缘是原来的高沟。白酒论碗喝，还是两碗两碗喝，瞬间刷新了我对社会人喝酒的认知。
社会你好！
那一年，是非典年，也是淘宝创始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氛，似乎有很多事情被抑制了，又似乎隐隐约约有很多事情要破土而出。
报社旗下有三份报纸，日报、晚报、商报，我刚刚入行，幸运地拿了两个奖，淮安市的一个新闻奖和江苏省的一个晚报评论奖，然后，一位比较欣赏我的副总，在一个单独喝茶的场合说：“小黄，有更好的机会就去吧。”
那时，我女朋友即将毕业，说要回湖南。偏偏就是这么恰好，湖南《潇湘晨报》第一次面向全国招聘，于是，工作八九个月后，我辞职了，来到湖南参加考试，幸运过关入职。
就这样，从江苏，穿过了一个门，走进了湖南。
在这里，“小黄”变成了“老黄”。三四年后，我感觉需要到一个全国视野的平台，于是第二次提出辞职。偏偏就是这么恰好，新华社旗下的《瞭望东方周刊》在要人，还是考试，我幸运地过关，又遇上了非常好的领导，竟然可以在对财经新闻了解不甚多的情况下，奇迹般地从调查新闻部副主任到财经新闻部主任，然后有了那时还并不常见的主笔头衔。在这里八年之后，我去了网信办系统的《网络传播》做了一阵执行主编、然后参与一家新媒体新闻机构（无界新闻）创办，担任执行主编。
离开《潇湘晨报》之前，我给社长龚曙光先生留了一封信，感谢报社栽培之恩。他当时已经任职更高岗位，未有闲暇，就写了一封回信给我。信用旧式竖排信纸手写，派人用大信封送来，两页，很恳切，大意是：看到你，我想起自己年少时充满理想主义的时光，如今，要走得更远，我们都要坚持，也要学会“和光同尘”。
和光同尘来自《道德经》。自那之后，离开了长沙，我再未有机会见过龚社长，但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这是一位长者善意的告诫。在很多时候，我也在想，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是和光同尘？以及，我们和光同尘，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这个和光同尘过程中，我会如您的来信所说变成“现实的顺民并由衷地感到轻松”吗？会“从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工作之后，我改变过很多人的命运。比如，十年前，是我做记者的高产期。我曾经发表了一篇很小的稿件《一个小企业的送礼日记》，湖南省娄底市政府就发文件给我：报道之后，我们已经惩处了24名干部。我的记者生涯代表作是《湖南衡阳人大代表贿选调查》，这个调查过程跌宕起伏，持续经年，后来，又换届了，中央严肃查办当地五百多名人大代表以及相关干部，判刑的判刑，撤职的撤职，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贿选报道，一个地震。
如此种种，数不胜数，我一度非常骄傲，感觉自己“杀出一个黎明”，提剑四顾是个人物了，似乎有什么在向自己招手：哎呦，你好棒哦！
不过，一种莫名的焦虑困扰着当时的我，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来自哪里。
有一次，某省某部门派了一个小组到长沙来调查我，从我的大领导一路往下，一直调查到我的亲属，各种行程，大动干戈，花了一个月时间，很是折腾。最后，工作组和我吃饭，说：黄记者，查清楚了，一场误会，不好意思，估计给你带来不少麻烦。我一脸懵，也有几分不爽：怎么回事？
原来，当地有一批人，涉及到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不法行为，到首都去了，然后被当地在京人员带到一个宾馆，带离过程中，其中一人大喊：“你们不能这样，黄记者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这些人大惊，问黄记者是谁，然后层层上报。因为所关者大，所系者紧，又在异地，领导派员来务必查个水落石出。我看了当事人照片，确实不认识，又看事情经过，也完全不知情。根据当事人后来所述，是因为我曾经在当地做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报道，引起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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