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年第2期《收获》
人生采访专栏
且说说我自己
文
钱谷融
我在学生时代就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四年大学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茶馆里度过的。一本书，一碗茶，就可以消磨半天。有时也打桥牌，下象棋。跟我经常在一起的几个同学也是以自由散漫著称的。不过，他们除了下棋打牌以外，还喜欢演戏、赛球等活动。这些，我就只当捧场的看客，不亲身参加了。我们还用墙报形式办过一种名叫《文艺风景》的纯文艺刊物，曾经出过好几期。我只提供稿子，不管编排、张贴等事。后来还准备办一种已经定名为《海市》的墙报，取“海市蜃楼”之义，我已为它写好了发刊词，但最后这个刊物似乎并未办起来。伍叔傥先生教我们的功课中，有一门叫“各体文习作”，经常要我们练习写作。当时在中央大学，“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是不读的，写作，在文学院的中文系也都是用文言。伍先生却文白不拘，都可以。他出的作文题也十分灵活，很便于写志抒情；有时也可以由学生自己命题。所以同学们都不以作文为苦，而且很愿意听他看过我们的习作以后的评讲。我一向懒散，只爱看书而不喜动笔，自己主动写文章的时候很少。伍先生的“各体文习作”一连开了几年，至少每二周要作文一篇。我在学生时代，也就是在他的督促下，才写了一些文章。当年办《文艺风景》时，我所提供的稿件，就都是来自这些习作。它们虽大都是命题作文的产物，但由于我上面所说的原因，却很可以显出自己的真性情，我自己很喜欢。何况上面还有伍先生写的评语，特别值得珍惜。因此，时间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并屡经播迁，“文化大革命”中还多次被抄家，这些文稿却绝大部分仍被保存下来了。如今，虽已纸质发黄，有的还被虫啮鼠咬，但有时偶然翻到，仍不免怦然心动。即使本来在忙着别的事，一拿到手，就会立即悄然凝神，展卷重读。于是数十年前旧事，恍然如在目前。一时思绪万千，此中情味，实在难以言宣。我自己虽然很喜欢这些文章，当时却很少想到要向报刊投稿。除了因偶然的机缘发表过极少的几篇外，其余都没有发表过。解放以后则因为文中的思想感情与时代气氛不合，就更想不到要发表它们了。也许它们是愿意永远陪伴我，并随我一同长眠于地下的吧！
喜欢看书而不喜欢写文章，这恐怕是很多人都相同的。但在我，这种不喜欢写文章，甚至怕写文章的心理，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习惯，我对这个习惯的忠诚，真可以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要没有强大的外力的推动，我这个习惯是很难破除的。一九五七年《论“文学是人学”》的写作是这个习惯被外力冲破的一个例子，后来所写的其他文章，可以说也都是在外界的催逼下写出来的。
我想，我之所以被人知道，无非是因为我写了《论“文学是人学”》并受到了批判。大家比较感兴趣并愿有所了解的，恐怕也是与《论“文学是人学”》有关的事。那么，下面我就多谈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吧。
这已经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许多兄弟院校都推派了代表来参加。校、系各级领导在此之前早就为召开这次会议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并多次郑重地向教师们发出号召，要他们提交论文。我在各方面的一再动员和敦促下，遂勉力于那年的二月初写成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在那时刚宣布不久的“双百方针”的精神的鼓舞下，如果没有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的推动，单凭一般的号召和动员，我也不一定会写。即使写，文章的面貌，恐怕也将大大的不同了。后来，许多批判我的人都在这个写作的时机问题上大做文章，尽管他们不免有用政治批判来代替学术争论的偏向，却也不是全无道理的。何况，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们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学校举行的那次讨论会上，许多与会者都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几乎没有人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只有一个毕业班的学生（他就是陈伯海同志）最后站出来为我辩护了几句。在学术问题上，总免不了会有不同的意见。受批评，遭反对，也是常有的事。但看到自己的观点竟如此地得不到支持，却也不免有点懊丧。
讨论会后不久，《文艺月报》（即《上海文学》的前身）的一位编辑，由校内一同事陪同来访，我不知道他访问的目的是否与这篇文章有关。在谈话中，我这位同事向他提起我有这样一篇论文。我随即告诉他们我这篇论文已在讨论会上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也许是出于通常的礼貌关系吧，他要我把文章给他看看，我就给了他一份打印稿。没过几天，这个杂志的另一位编辑跑来找我，说那篇文章他们编辑部理论组的同志看过了，并且经过讨论，认为它“既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修正主义的”（这是他的原话。我不知道这话究竟是否真是编辑部的意见，或者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随口而出的说法？）编辑部准备发表，要我再仔细校阅一遍后尽快给他们寄去。我也就依言照办了。本来，一个稍有自知之明的人，或者一个处世比较谨慎的人，在讨论会上听了那么多批评意见以后，是不会轻率地同意把文章公开发表的。个别同志知道《文艺月报》将要发表这篇文章后，就警告我说：“别是钓鱼呵！”但我既缺少自知之明，又一向不甚懂得处世要谨慎的道理。何况，我还满以为自己的意见并不错，正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评断。能够公开发表，当然是很欢迎的。至于“钓鱼”之说，我决不相信学术界会有这等事，因此，甚至对这样说的人很有些反感。
后来，《文艺月报》正式刊出了这篇文章，出版日期是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五日。就在这同一天，《文汇报》在《学术动态》栏里特地发了一则消息介绍了这篇文章，并冠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的标题。校内同事见了，有的为我高兴，有的则认为这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号召大家起来批判。实际上，五月五日这一天，《文艺月报》还没有送到读者手中，书店里也并无出售，《文汇报》这则消息的来源以及做此报道的背景究竟如何，是难免要引起人们的猜测的。但我自己对此也一无所知。因此，对周围的人的种种不同反应，只能一概抱着将信将疑，姑妄听之的态度。我也知道，文章发表后免不了会受到很多的批评和指责的，但根据“双百方针”，我也完全可以进一步申述观点，为自己辩护，并提出反批评。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最后服从真理就是了。本着这样的认识，所以我对《文汇报》的报道中不符我原意的地方（如说我“否定了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也不想急于更正，认为尽可留到以后的答辩文章中再加以说明。谁知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偏向愈演愈烈，对我的批判也逐渐从学术转向政治，我已没有机会进行申辩了。
对于《文艺月报》竟会发表我这篇文章，当时也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发表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有的说是因为想展开一些讨论。在此文受到公开批判以后，一位同事告诉我，他参加了一个会议，姚文元在这个会上公开说是他竭力主张发表这篇文章的。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篇典型的修正主义文章，公开发表出来，就是为了便于让大家来批判。这一说法，在“四人帮”粉碎以前一直是广泛流传；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但“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却又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姚文元当时是真心赞成发表这篇文章的，但后来政治形势变了，他就又转过来，以批判我的急先锋的姿态出现了。我不知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可靠。尽管前一种说法是当时就有的，而且是有人亲自听到姚文元本人在一个会上公开讲的，似乎不容怀疑。但后一种说法，却也并非全然不可信。因为像姚文元那样的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类的事情，真是司空见惯，毫不足怪的。就像《文汇报》那则消息，当初有些人就认定那是为了要对我进行批判而预先发出的信号。等到《文汇报》被指责是代表资产阶级方向以后，这些人又把这则消息说成是对我的吹捧，并以此作为我的文章思想反动的一个证据了。
大约是在那年的八九月间，即文章发表的三四个月之后吧，上海文艺界曾由叶以群同志主持召开过一个小型座谈会，针对我这篇文章做了初步批判。那时《文艺月报》大概已经接连发表过好几篇批判文章了。记得那天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代表曾在会上说，他们准备把有关文章汇编成集公开出版，这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了。以群同志虽然不赞成我文章的观点，但他是坚持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处理的。当会上有同志在发言中说到我的某些观点与胡风很相类似这样的话时，以群同志连忙叮嘱各报记者在报道中不要提这句话，说这太可怕了。第二天《解放日报》在头版右上角以醒目地位报道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时，措辞也是极平允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我对以群同志这句话和《解放日报》记者黎家健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报道，却始终记得。
在那一段时期以及以后相当长的年月里，全国名地的报刊杂志上经常有批判我的文章发表，这些文章对我都是程度不同地有所启发，有所帮助的。虽然在态度上不免有点剑拔弩张，个别措辞也或失之尖刻，但在当时那种气氛下，这些都是很自然而正常的，不这样倒觉得可怪了。在华东师范大学内部的批判中，过火的现象当然要突出一些，但批判者大都是一些青年学生。他们年轻，对当时“左”的路线下所宣扬的一套东西，深信不疑。他们是抱着满腔热情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今天，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相信各自都是能够从中吸取自己应有的教训的。
最后，关于那篇文章的题目，还得交代几句。我原来在题目上是既未加引号，也没有“论”字的，就叫作：文学是人学。我虽然知道高尔基有把文学叫作“人学”的意思，却未见他说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话。所以在我长达三万五千字的文章中，也通篇看不到曾经出现过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说法，引号也只打在“人学”上，从来没有打在“文学是人学”上过。那么，后来题目怎么会变成《论“文学是人学”》的呢？那是因为接受了许杰先生的意见而改的。许杰先生是当时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我的文章写成后第一个就是给他看的。他看后很鼓励了我一番，并建议我为了使标题更能吸引人，不如索性改为《论“文学是人学”》。我虽然并没有看到高尔基曾经明确说过“文学是人学”的话，但认为他显然是有这样的意思的；而且我的文章主要就是为他的这一意见作一些阐释和发挥，把题目写成《论“文学是人学”》，不但更醒目，立论的根据也更明确了。因此就接受许先生的意见照改了。这几年来，报刊上常见有把“文学是人学”作为高尔基的原话来引用的，这很可能是受了我的文章的题目的影响，我是不能辞其咎的。我曾想写文章说明，并准备在《论“文学是人学”》重印时，把题目改成《论文学是“人学”》。但继而一想，文学是人学这一观点已经流传开了，并已为文艺界的许多同志所接受，而且，正像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所说，这一意见“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那么，只要不把这句话当作高尔基的原话，而只作为过去许多哲人，许多文学大师们（其中也包括高尔基）的意见的概括，我想也并无不可。因此，我就决定不去修改这个题目了。
《论“文学是人学”》的批判，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大约到一九五八年的下半年渐渐地停下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批判集》出了第一集以后，也没有再出第二集。一九五九年是我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华东师大各级领导又号召和动员教师提供科研论文了。我虽然受到批判，但未划为右派，自然也是号召和动员的对象。于是我又写了《〈雷雨〉人物片论》（后改名《〈雷雨〉人物谈》）一文，写成后交了一份给教研组，另外抄了一份寄给《上海文艺》。教研组认为我的观点有问题，《上海文艺》也决定不予发表。系里并召开了一次名为讨论实是批判的会议，还请了校外的同行来参加；会上几乎又是一致认为我的文章美化周朴园和蘩漪，宣扬人性论，是《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的“反动观点”的具体运用，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接着是一九六〇年，文艺界的形势又严峻起来。上海作协举行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讨论会，我当时并不是作协会员。会议却特地通过学校指名邀请我参加，学校在我第一次赴会时还特地派车子送我前去。我本来不想发言，会议主持者却一再打招呼，希望我谈谈。我不便固辞，又听到一些同志在会上对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否定过多，特别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批判过于粗暴，于是忍不住讲了几句，这下就被抓住不放。这个“讨论会”断断续续开了七七四十九天，从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转到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主要对象是我和蒋孔阳同志。罗稷南同志也被捎带着批了一下。与此同时，华东师大内部也召开了对我的批判会，开过几次以后准备结束了，领导上一定要我谈谈自己的感想。我一面对大家的帮助表示感谢，一面也稍稍申述了一下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些辩护。于是就又受到了更大规模的更加严厉的批判。会后不久，我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医院。这样，大约到了一九六一年将结束时，学术界气氛又缓和下来了。我一直不肯相信我的《〈雷雨〉人物片论》会是毒草，这时就另外写了几句附记，把它改名《〈雷雨〉人物谈》寄给了《文学评论》。在该刊一九六二年第一期上发表后，反映不错，来约稿的很多。于是我又写了周冲和周萍两篇。周冲一篇写得早，发表了。周萍一篇写好后，正逢系里要开讨论会，经过教研组的讨论，又被认为观点有问题，我就没有再向外寄。与此同时，我还写了《管窥蠡测——人物创造探秘》一文，寄给了《文艺报》。《文艺报》编者立即来信表示要用，并要我以后多为他们写稿。不久，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雷雨〉人物谈》，又立即受到了批判。这样，《文学评论》约我为他们写的《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一文，也就不能发表了。寄给《文艺报》的那篇，也许因为有言在先吧，拖到一九六三年的三月，总算还是发表了。形势如此，我就自然只能搁笔了。自那以后，学术空气一年比一年严峻，不久就来了“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被逼含冤死去，我总算幸存下来了。“四人帮”粉碎以后的开头几年，像我这样的人，仍是被另眼相看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算真正得到了解放。但这时，我已经年近花甲，虽然很想改变过去懒散的习惯，勉竭愚钝，为我们的文艺园地贡献自己的绵薄，但精力毕竟大不如前，而社会活动和培养研究生的任务又日益加重，因此，多少年来，除了负责主编过几种大学文科教材，和一种正在进行中的国家“七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以外，就只写过为数极有限的几篇文章，实在愧对这个新时代，深感歉疚。这几年间，我出版的著作（不包括负责主编的）有《〈雷雨〉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学的魅力》（山东文艺出版社）等三本。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
（原刊于《收获》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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